文学的年代（散文）

　　很多人都认为，新中国有两个“文学的年代”，那就是20世纪的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叶和20世纪的整个80年代。

　　第一个“文学的年代”，应该是属于我父亲那辈人的。在那个年代里，中国文学从旧社会里走出，以全新的生活内涵、全新的时代气息、全新的表现角度，带给了人们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许多优秀的作家如周立波、曲波、杨沫、冯德英、杜鹏程、周而复等和他们大量的文学作品如《暴风骤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保卫延安》、《上海的早晨》等，组合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灿烂星空……这个时代，以“文革”的到来而宣告结束。那些优秀的作家和他们的那些优秀的作品，无一不在那场空前的浩劫中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父亲曾经也做过当作家的梦。父亲没法不做这样“伟大”的梦。因为，他从当时的文学界中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曾经连斗大的字也认不得两箩筐的高玉宝、崔八娃等等，竟然从识字认词入手，奇迹般的创作出《高玉宝》、《狗又咬起来了》等在当时十分著名的小说，当之无愧地走进了“中国作家”神圣的行列。而较之他们来说“学问”无疑要高出一大截的父亲，总觉得倘若不在那个“文学的年代”里一显身手，将问心有愧，后悔终身。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的父亲并未在新中国的第一个“文学的年代”里留下他丝毫的痕迹。他那许多好听的故事和许多绝妙的构思，都只能成为他儿子耳边的“口头文学”。在我看来，父亲太具备当一个“作家”的素质和气质了；父亲没有成为一个作家，那实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遗憾……从第一个“文学的年代”走过来的父亲，自从发现他的儿子我也有写作当作家的欲望以后，就许多次的表现出他的不满和恐慌，并许多次的在我面前作苦口婆心的奉劝，还不止一次的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佐证了写作当作家的危险。他的思维似乎总是停留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好像不知道在我逐渐走向成熟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别人对文字、对文学的兴趣和相应的成绩来“谋算”别人的事情，只能是很多人都已懒得一听的“故事”了。父亲的唠唠叨叨，充其量只是让我知道了他在像我这样大的时候也写过一篇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文章，但是，这篇父亲的文学处女作还未曾找到“出世”的渠道，便莫名其妙地跑到了“工作组”的案头，险些成为父亲荣膺“右派”称号的重要“事迹”。于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父亲从此断了写作当作家的念头，带着他对新中国第一个“文学的年代”的深深怀念，悄悄地远离了文学，最终带着他那满肚的学问走进了另一个寂静的世界……

　　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个“文学的年代”，那当然是属于我们的年代了。其实在这个年代到来之前，我便已经对文学非常感兴趣了。没有当成作家的父亲，却把他那曾经对文学的爱好，在他儿子的基因里进行了潜移默化的发展。“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作家！”我清楚地记得，我信誓旦旦的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时间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夏天的某一天；地点是在歙南的一所山乡学校里。那是一个我感到非常 “痛苦”的午睡课，当我向同样非常“痛苦”的我的“同桌”背完了李心田的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中的若干章节以后，忽然间觉得当作家真是一件伟大和了不起的事情，于是便情不自禁的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其实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文学”，还写不“畅顺”一篇像样的“作文”，甚至经常因为弄不清“作文”中 “主谓宾、定状补”的关系而受到老师的批评……对我的口出狂言，我的“同桌”真得以为我是神经出了毛病，傻愣愣的面对着我，蠕动着口唇，好半天也没有讲出一句话来……

　　时隔三年以后的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八年仲夏的某一天，我为了实现这么一句“豪言壮语”，终于有了具体的行动。这个“行动”后来让我如实记录在我业余文学创作20 年后所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滴水集》的后记中。那上面这样写道：1978年仲夏的一天，一位乡下的毛头少年，将一大叠自以为可以叫做“诗”的东西，装进了一只自糊的信封，贴上了他用拣旧牙膏皮所换得的邮票。于是，少年的“希望”便沿着一条绿色的邮路，抵达了省城的某家期刊。那些“诗”当然不可能登上“大雅之堂”。不久，少年便拥有了平生第一次的退稿。印有编辑部大名的信封中，还附有编辑未署名的亲笔信，信上写有很多热情、鼓励的话。少年至今不知道给他写信的编辑姓甚名谁，但正是那些知心贴肺的话语，使他心中燃起的文学之火更为浓烈了。而且，20年来，一直未曾停息……

　　那毛头少年，就是我。

　　从此，这个“毛头少年”便开始了他个人 “文学的年代”，尽管那时新中国的所谓第二个“文学的年代”还正在孕育阶段，离成熟脱胎尚有一定的时日。当然，那时的我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学活动”都是偷偷摸摸的，如同电影里地下工作者在从事地下活动一样。我之所以要做“地下工作者”，那绝非害怕当时政治空气的险恶，而是因为担心威严的父亲一旦发现我的“不自量力”而棍棒交加。好在不久我便初中毕业，考取了芜湖的一所中等卫生学校，离家遥遥千里，父亲已经是鞭长莫及，顾不上他的儿子是爱“文”还是爱“武”了。没有了父亲的“干预”，我便如一匹“行空”的“天马”，“悠悠万事，唯‘文’为大”起来。说来也是巧事，在芜湖上学的第一年，我便遇上了一位有着作家身份的老师，让我倍加兴奋和激动。他带了我一个学期的《语文》课，而且对小小年纪就在学写“文学作品”的我倍加器重。那时他也不过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但已经是省内外小有名气的作家了。若干年后，我在散文《我的老师》中这样记述了我与他的交往：“他的个头中等，戴近视眼镜，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文人独特的风度……他的课讲得生动，常常讲一些书上没有的文学界的旧闻轶事，推荐我们去读一些三十年代老作家的作品。记得第一次命题作文是写《刻舟求剑》的故事新编，全班几十位同学的大作都叫他给批得一无是处，唯独我的一篇‘还象那么回事，有想象力’。从此也就更加激起了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有空暇便信笔作起‘小说’来。写完一篇，就送给他看。他也总是很仔细地批改，从未有过丝毫的厌烦。一年后，他便离开了我们，调往省城工作去了……”在我们相识20年后的1998年，他欣然提笔为我的《滴水集》撰写了《序言》，其中这样写道：“……以后，我调来省城参与某文学期刊的编辑，他毕业后分配到歙县某医院救死扶伤。这期间，他不断地写些小说散文之类的稿件寄给我，我们又从师生关系变成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说起这件事，我就感到十分负疚。这是因为他不断来稿，我就不断提出意见给他退稿，想用这种方式逼他写得更好些。也许我做得太过分了，太无情了，使他失去了信心，渐渐就不再寄稿来了。我有些后悔，感到挫伤了他。其实，他的多数来稿是可以用的，从当时所刊用的稿子来看，有些并不比他的更好些。回忆起这件事，就感到自己当时的迂腐。今天，只要是熟人，是圈子里的哥们姐们，就没有不可用的文章，就没有通不过的关卡，而我当时竟让我的得意高足失去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这影响怕不可低估……”其实，他的“负疚”是大可不必的。多年来，他不知为我阅改过多少的稿件，我连感激都来不及呢。我又何曾不知他对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呢？我之所以不再给他寄稿，其实是因为我清楚了当时自己确切的水平后，及时地遏止了自己“好高骛远”的念头。也是在这样的时候，我又幸遇了县文化馆编辑文学内刊的一位作家老师。当他在那所山乡医院里发现我的存在时，我正在为自己已经拥有满满的一抽屉退稿而不知所措。他边翻阅我的文稿，边告诉我一些他的创作经历。于是，我知道了他也是一个为了文学创作而吃够了各种苦头的人，从一个普通的民办教师努力成长为一个作家，其间所受的苦难真是三天三夜夜也说不完……于是，我在他的引道下，从最基层的刊物发稿，开始了我循序渐进的文学生崖。若干年以后，当他退休离岗，将那份凝聚着他大半身心血的文学内刊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虽然意识到此后我将承受许多的麻烦和辛苦，但作为这份文学内刊所培养起来的“作家”，作为歙县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第三任文联主席，我感到有责任、有义务挑其这副文学的重担。因为，它毕竟是业余作者们走向成熟的一级不可或缺的台阶啊……在我走上文学之路以后，上述两位老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没有他们的精心指教和真诚启蒙，我又如何能够打好那起码的文学基础，迎来新中国的第二个“文学的年代”呢？

　　第二个“文学的年代”到来的时候，我已带着我的文学理想，走上了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崇尚文学、尊重作家的年代；这是一个佳作叠出、百花齐放的年代。除了不断有老作家们“重放的鲜花”奉献给社会之外，新作家们也发奋创作，不负众望。刘心武、王安忆、从维熙、陆文夫、程乃珊、冯骥才、鲁彦周、王蒙、李国文、张贤亮等等、等等，我们无不为他们每一个响亮的名字而欢呼；无不为他们每一个优秀的作品而激动。我至今也忘不了邮局门前那购买《小说月报》的长队；我至今也忘不了文化馆里业余作者聆听文学讲座时的热情……那时，我也不过是一名在有关报刊上发表过几块“豆腐干”的业余作者，但在那小小的山乡里，我似乎享有着与我的“业迹”不相匹配的显赫“名气”。我禁不住为自己感到无比的庆幸，因为我欣逢了一个真正的属于文学的年代。我至今仍然在不时地怀念着那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年代。然而，20世纪的80 年代以后，那个“文学的年代”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悄悄地退隐而去了……如今的社会，还有多少渴望文学的人呢？还有多少尊重作家的人呢？还会有人为涌现一个杰出的作家而欢呼吗？还会有人为发现一部优秀的作品而激动吗？……我不知道。我真得不知道一个作家在今天人们眼里的确切位置；我真得不知道一部文学作品在今天的社会中究竟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然而，不识时务的我，偏偏在这样的时候成了澳门美高梅注册省作家协会的会员。当曾经我梦寐以求的省作协会员证寄到手里的时候，除了自己躲在一旁作悄悄的自我欣赏外，我还能渴求别人对此能有其它的什么表示呢？

　　面对这能够代表我已取得“作家”称谓的证件，我不能不为自己掬一把辛酸的泪水。为了圆一个少年时代的梦想，20多年来，我所拥有的酸甜苦辣有谁能说得清楚呢？人生能有几个20多年啊，在这期间，我看见很多曾经与我相识相伴和相知的人，一个个学有所成了，一个个崭露头角了。他们或成了专家，或成了学者，或成了能工巧匠……而痴迷文学创作的我呢？除了留下几个干巴巴的文字和由这些干巴巴的文字所组合而成的几本少有人看的小书之外，还剩余几何呢？笔耕20多年的我，几乎尝试了所有的文学样式，笔底流出的文字数以百万，身上付出的血汗无可计量。20多年悄然而过，原先那个毛头少年，却已在岁月的磨砺中步入了中年。他的黑发间在不断地添增着银丝；他的额头上正逐渐地加深着皱痕。一次次的日升月落，一回回的冬去春来，有谁能体会到一个与文字打交道的人那一腔的愁情呢？

　　尽管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文学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尽管不少“财大气粗”的款爷富姐们早已不把文学当作一回事，尽管我们曾经坚强庞大的文学创作队伍正在与日俱减，但面对现实，我无怨无悔。因为，我知道文学让我失去了很多很多我本应该得到的东西，文学也让我得到了很多很多从其它地方不可能的到的东西，文学更让我得到了许多能够真诚相待的师长和朋友。正如我在一篇散文中所写的那样，“他们能让我推心置腹，能分享我的苦辣酸甜，能在我人生的任何时候都对我‘一视同仁’……”当我春风得意的时候，是文学让我不要停滞不前；当我冷落失意的时候，是文学让我不要妄自菲薄。文学就像我那忠诚、忠贞的老朋友一样，我怎么能轻易地放松或放弃她呢？

　　在文学已普遍不景气的今天，在第二个“文学的年代”已悄然而过的今天，我相信总会有一些仍然需要文学的人存在；也相信肯定会有一些如我一般的痴迷文学的人存在！所以，在文学这条崎岖的小路上，我将甘守清贫，不怕寂寞，一如既往地走向明天，走向未来，信心百倍地去迎接下一个“文学的年代”！(程兵)